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从基层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，很多法院都紧紧围绕区域特点和社会热点，以审判“白皮书”的形式，通过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、沟通，不断延伸审判职能，参与社会管理，发挥司法服务的能动作用。全国法院的审判“白皮书”已然规范化和常态化。

 

　　说起审判“白皮书”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是较早实践者。

　　早在2004年２月，上海高院就给市政府主要领导发了一份《行政审判“白皮书”》。“白皮书”通过对上一年度行政诉讼进行翔实的数据和案例分析，指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针对性较强的司法建议。

　　上海市政府领导对该报告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。在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，上海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断提升，依法行政与依法审判形成了良性互动。

　　上海高院的“白皮书”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。之后，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法院相继推出审判“白皮书”。2009年初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《关于在全国法院开展行政审判“白皮书”活动的通知》，并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“白皮书”转发各地以供参考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极响应，普遍开展了“白皮书”实践。到去年，全国各级法院，包括一些区县法院都出台了“白皮书”。“白皮书”的种类也从行政审判扩展到了劳动争议、房地产、知识产权、破产、金融、商事仲裁以及综合审判情况等各个方面。

　　“审判‘白皮书’将过去个案式的司法建议书规模化了。”上海高院院长应勇代表说，“它融合了典型案例、类案分析、司法动态、风险预警、对策建议等复合型信息，研究的问题更具有普遍性，更能反映制度漏洞、管理漏洞，说服力更强，提出建议的社会意义也更大。这是人民法院落实能动司法理念，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。”

 

　　各地法院开展的“白皮书”活动，得到了当地党委、人大、政府、政协等机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，不少领导都对这项活动作了专门批示，并将“白皮书”内容转发学习，借此不断提高行政执法和行业管理水平。

　　上海高院的金融审判“白皮书”受到了金融机构的广泛欢迎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法律事务处处长丁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“这份‘白皮书’太有帮助了，我们已经把‘白皮书’内容挂在银行内部网站，让全行员工都能网上阅览，同时还编辑成《法务动态》送到全行所有的高管、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分支机构管理人员和法律人员手中。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，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分析和警示。”

　　甘肃省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的《行政审判“白皮书”》发出后，涉及的七个部门不约而同地主动与法院联系，要求法院就日常行政行为在法律层面给予指导。天水市行政综合执法大队的大队长说：“不看不知道，看了才知道我们现在工作是经不起司法检验的，需要改进和规范的地方太多了。”

 

　　虽然法院开展的审判“白皮书”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，但“白皮书”是司法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生事物，目前，我国尚不存在关于审判“白皮书”的法律规范。在相关制度和机制构建上，审判“白皮书”仍面临着较大的难题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杨建顺教授认为，“白皮书”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了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，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。在行政部门、社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等如何有效运用审判“白皮书”，受文单位是否应就相关问题作出正式的回应性报告方面，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做法。

　　因此，审判“白皮书”需要得到理论和实务界共同的关注以及认真的规划。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田飞龙建议，由人大系统主导建立政府对“白皮书”的回应性报告制度：各级政府在接收到本级法院的行政审判“白皮书”之后半年内，以向本级人大专题报告的形式提出回应性报告，同时抄送同级法院；人大对政府的回应性报告进行专题审议，可邀请政府部门代表及法院代表参加，就两份报告中突出的“依法行政”问题集中讨论，并据此作出相关决议。

　　在这个方面，“白皮书”的较早实践者上海同样做出了探索。据应勇介绍，去年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对政府回应法院行政性司法建议、“白皮书”的情况，专门进行了审议。

　　“这对上海的司法建议、‘白皮书’工作是很大的促进。”应勇说。

　　无疑，这样的探索，需要全国的跟进，更需要制度化。